,非下部必不可行,不能行”。
于是就形成了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,相应的六部又会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,力图摆脱内阁的控制。因而内阁和六部之间不时的出现争权斗争,尤其是争夺其中的人事权。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,工作上彼此失调,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。
在一般情况下,大臣们向皇帝提出建议的奏折,先送往内阁,内阁在进行审议之后,由内阁大臣草拟出相关的意见,并把意见写在一张纸上,贴在奏章上面,并呈送给皇帝御览,这叫做“票拟”。
然后,皇帝用红字对内阁的意见做批示,称为“批红”。实际上,在大多数时候,皇帝仅仅会批写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本,其余大多数的“批红”,都会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。
虽然从永乐时代开始,其后的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,因此一些史料上有称皇帝“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,以有阁臣票拟故耳”,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内阁的重要性。
但是,历代的皇帝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,因此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,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们分享。所以内阁在法理上的地位又有些尴尬,而且在有明一代,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。
总之,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,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。阁臣与皇帝之间的矛盾,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,很多反映为阁臣在明代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,用来表示自己的不满。
同时皇权与内阁之间的矛盾,亦反映为明代内阁成员,尤其是其中的所谓首辅,能得到善终者很少,能作出突出政绩的也不多。
对于大多数内阁成员来说,由于他们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出身,入阁后权力的大小,往往取决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,所以呈现为内阁成员的组成并不稳定,没有固定任期的保障,也因此使得经内阁出台的相关政策没有了连续性。
于是明代与汉、唐、宋等几个朝代相比,其所谓辅相的业绩也就并不显着,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。因为他们在这之前大多都没有实际的从政经验,根本不知民间疾苦,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。另一方面,也是由于内阁的权力没有在法理上得到保障,因此也时常被内廷的司礼监所挤着,被皇权压着,即使真有抱负也难于施展开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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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然,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,而不可监督、约束皇权。有明一代,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,从这个角度来说,老朱同志当初废丞相的目的算是达到了。
但也正因为如此,当老朱的后代当中出现能力稍次或者性格比较偏执的人物时,嘿嘿,朝政就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了,这应该也是当初老朱同志根本没有想到的吧。
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,制度使得权力过度集中在皇帝手中,皇帝拥有绝对的决策权,可能导致独断专行,忽视大臣的意见和建议,从而影响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。
权力的过度集中也容易引发政治腐败,皇帝身边的亲信和官僚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阿谀奉承、弄权舞弊,破坏政治生态。
此外,这也可能削弱政府的制衡机制,使得其他机构无法有效发挥监督作用,助长权力滥用的风气。
最终,这种权力集中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,民众的声音无法得到充分表达,引发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。
当前胡文霆所处时代,朝廷上下,社会各界上的各种糜烂表现,已经对上述现象做出了很好的诠释。
话说,毕自严的奏折到了内阁之后,老成持重的内阁首辅成基命,在权衡了一番利弊之后,认为该政